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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任之讲堂第33期】Michael Beaney 梁小岚:章士钊与“逻辑”的汉译

发布时间:2022-12-21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年12月9日,beat365体育官方网站“任之讲堂”2022年秋季学期第3讲(总第33期)由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毕明安(Michael Beaney)教授和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博士生梁小岚做了题为“章士钊与‘逻辑’的汉译”的线上学术报告,beat365体育官方网站江怡教授主持。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毕明安(Michael Beaney)教授和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博士生梁小岚联合做讲座

讲座聚焦于章士钊的著名文章《论翻译名义》以及这篇文章对确立当今“逻辑”的汉译标准所起的重要作用。讲座首先简述了章士钊的求学经历,重点描述文章写作的时代与哲学背景。

1910年,章士钊(1881-1973)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文章《论翻译名义》。他在文章中采用音译方式,将“logic”的翻译为“逻辑”或“逻辑学”,反驳了通过语义定义将其翻译为“名学”、辩学”和“论理学”的做法。章士钊认为,这三种翻译均不符合“logic”这个词在欧洲的传统用法。而音译过来的名词则在语义学上是中性的,并没有预先假定一个特定的定义。

毕明安对西方逻辑学的历史进行了较为详细梳理,对章士钊选择音译而拒斥意译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挖掘。毕明安认为,“logic”一词来源于希腊语“logos”;“logic”并没有本质的意义,但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它与思想之间的转换有关。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与斯多噶学派到密尔,再到弗雷格、罗素与维特根斯坦,随着逻辑的发展,“logic”这个术语也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含义。毕明安认为,翻译的对象定义始终在变动,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章士钊选择采用音译的方式翻译“logic”。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毕明安(Michael Beaney)教授

毕明安接着考察了中国学者对“logic”一词的翻译。毕明安认为,严复(1854-1921)是中国逻辑学发展的先驱,他是将外国逻辑学著作翻译到国内的第一人,并且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逻辑学会——名学会。严复强调翻译的三原则:信、达、雅。然而,由于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通过意译进行翻译,经常在把国外学术名词引进中国时追求与中国现有概念联系起来,过于追求语言载体的文学性(即“雅”)而降低翻译作品的传播性(即“达”)。基于此,毕明安认为,严复的翻译在信与达上有所欠缺。在这种背景下,严复有时为了避免使用英语单词而将“logic”音译为“逻辑”,但是他仅是使用“逻辑”一词指代英文原词,实际采用的翻译仍旧是“名学”这种意译方式。

毕明安考察了章士钊赴英留学的阿伯丁大学的逻辑学与修辞学传统,认为这些传统是中国从1890年至1930年间逻辑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毕明安认为,一方面,严复的音译法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章士钊,另一方面,章士钊受到阿伯丁大学逻辑学与修辞学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他的逻辑学老师戴维森关于定义方面论述的直接影响。章士钊认为,如果将新术语引入旧的理解中时,会对新术语的原初意义造成某种程度的扭曲误导,而引入通过音译法引入新术语,既捕捉到了新术语最初具有的广泛意义,又避免了对新术语迂回冗长的解释。毕明安认为,这是章士钊通过音译法将“logic”翻译为“逻辑”的时代与哲学背景。

梁小岚指出,在19世纪,中国学者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如何恰当地将西方哲学术语引入中国。章士钊的《论翻译名义》探讨了意译和音译的利弊,反对将“logic”意译为“名学”、“辩学”或“论理学”,而提倡音译为“逻辑”或“逻辑学”。梁小岚认为,意译是对西方学术名词意义的翻译方法,侧重理解名词原意后,在本国文字范围内选取合适的文字加以概括;音译则是按照西方文字的发音,在选取本国文字的基础上创造新词的方式。章士钊讨论了“意译音译之得失”,为此提出了“六问”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

当然,与章士钊同时代学者也采用音译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例如,张礼轩(1912)就对提倡音素借用的翻译主张提出了异议,此举促使了章士钊软化了原来强硬的译学立场。章士钊重新表述了自己的译学见解:音译有其优势,但不适宜遇到的每一个术语,音译或意译的选择需要视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胡以鲁(1914)则批评道,音素借用的翻译方式根本不是翻译,只是对发音的模仿。章士钊(1914)对此回应道,语义翻译实际上也是借词,音素借用的翻译方式的正当性主要在于防止读者望文生义。章士钊声称,至少在某些情况下音译比意译更好,而‘逻辑就属于应当采用音译的情况’。

梁小岚

梁小岚还进一步对章士钊在汉字中选择“逻辑”这两个字符来对应“logic”的发音的原因进行了考察。她指出,汉语中有大量的同音异义字,数千个汉字的发音不到500个音节。在音译的过程中选择合适的字符需要有良好的判断力,精心挑选字形对于音译工作的成功至关重要。梁小岚从概念与图形的角度,分析了“逻”和“辑”这两个字符。“逻”在汉语中的原意是“带着网去捕鸟”,后面引申为“巡逻”、“检查”与“观看”之意。“辑”在汉语中的原意是“车”,后面引申为“收集”、“编辑”、“编译”与“修理”之意。选用“逻辑”这两个字符,可以给人们以联想——审视推理,检查论点,观察谬误,总结逻辑形式,收集例子,编辑形式、修复推论,等等。梁小岚指出,选用“逻辑”这两个字符暗示了逻辑所具有的意义范围,对中国读者来说更合适、更有助于记忆。

最后,梁小岚指出,章士钊对于意译危险性的判断是有前瞻性的,将“logic”翻译为“逻辑”后来也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在点评环节,beat365体育官方网站谷成城博士首先感谢毕明安与梁小岚带来的精彩讲座,并梳理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学者对翻译问题理解的变化。谷成城认为,语义翻译在当时是非常有必要的,不建议对语义翻译过度批判。中国学者在引进“logic”时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使用语义翻译有利于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新知识。她提出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学界将“metaphysics”用意译的方式翻译为“形而上学”,而将“logic”用音译的方式翻译为“逻辑”?而在翻译过程中,传递作者的原意与使读者更容易接受翻译,这两点究竟孰轻孰重呢?

谷成城

毕明安认为,翻译时确实应该考虑时代的背景。章士钊后来软化了原来强硬的译学立场,认为音译有其优势,但不适宜遇到的每一个术语,音译或义译的选择需要视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毕明安也认为,翻译工作中使读者更容易接受翻译是非常重要的,但正如章士钊所提到的,翻译的结果应当在语义学上是中性的,传递作者的原意也非常重要。因而,这二者孰轻孰重,应当视具体情况而定。

beat365体育官方网站江怡教授主持

在总结环节,江怡指出,翻译过程也是一种哲学中的创造,我们可以结合“英译汉”与“汉译英”这两种翻译形式去理解哲学上的意义创造问题。最后,江怡、毕明安、梁小岚与谷成城就“哲学术语‘being’在中国的三种翻译——存在、有、是”、“一些哲学术语选择意译而非音译方式被引进到中国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场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二百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

(beat365体育官方网站董化文/供稿)

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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