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向东（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beat365体育官方网站教授）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前，世界的变化更加深刻，时代的挑战更加多元。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交往方式，甚至引发了个别国家地区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泛起，但这非但不能作为否定经济全球化现实的依据，反而证明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使得各个国家、民族、个人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造就经济全球化的现代性，以资本和理性为核心，在创造和取得巨大物质财富与精神成就的同时，日益显露着其内在矛盾、冲突及困境，这种矛盾、冲突和困境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进一步放大。同时，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深刻的人类学改变。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而且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变化着的世界与时代，以问题、文本、实践的方式召唤着当代哲学家们，去理解这种深刻的变化，回应其内在的挑战，反思人的本性，塑造美好生活理念。为此，价值哲学、政治哲学、认知哲学、古典哲学，作为四个当代重要的领域哲学，被时代和实践凸显出来。

1.价值哲学

价值哲学，是研究价值问题的哲学分支学科，它探究价值的本质和基础，讨论评价的标准和合理性，反思价值观的冲突与选择。如果哲学是对生活方式的探索，那么价值哲学就是它的核心。尽管哲学史上一直有着强大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传统，但直到19世纪中后期，自德国学者洛采、尼采开始，价值哲学才因为价值和意义的现实问题所需作为一门学科兴起。经过新康德主义的张扬，现当代西方哲学的重大转向都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价值哲学的旨趣。20世纪上半叶，价值哲学在西方达到一个高峰，并逐渐形成先验主义、经验主义、心灵主义、语言分析等研究路向。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价值理论的研究重心从价值的元问题转向具体的道德和政治规范问题，其理论直接与公共的政治生活和个人的伦理生活相融合。

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缘于改革开放实践的内在需要，并由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接引发。40多年来，价值哲学经历了从分析价值概念到探究评价理论，再到聚焦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发展历程，贯穿其中的是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首先通过内涵价值的科学真理观解决对与错的问题，其次通过“三个有利于”评价标准解决好与坏的问题，最后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决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问题。同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互交融促进，以及与国际价值哲学的交流和对话，也是价值哲学研究发展历程中的显著特点。中国价值哲学在价值本质、评价的合理性、价值观的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逻辑等一系列问题上形成了广泛学术争论，取得了诸多的理论进展。就其核心而言，主要成就可归结为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研究范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建构这两个方面。

价值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和阶段性特点。随着世界历史的充分展开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无论是回应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新矛盾与重大价值问题，还是回应价值哲学内部的广泛争论形成的理论空间，都预示着价值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向。第一，完善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研究范式，实现价值基础理论的突破。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范式具有解释性优势，同时也需要通过对人和实践（行动）在具体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中的互构关系的进一步解释，从而更好地说明人的内在价值、主体间的价值关系、价值的超越性维度等，并突破传统独断论的价值思维方式，为当代诸价值问题的探究提供坚实基础。第二，反思现代性的价值困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价值分裂，深入探究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中国价值。现代性的种种危机早已显露着以资本和个人原则为圭臬的现代价值的历史边界和困窘，疫情则像一面多棱镜，将不同个体、群体、国家、文化传统之间的价值分歧与撕裂充分折射呈现出来，并进一步强化了现实世界的脆弱性。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样的价值理想、原则、规范是合理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何以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探索，需要我们深度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价值理性、价值思维和价值原则。第三，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进行价值反思和价值立法。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深度介入人类生活，改变着世界，也创造了一个需要从价值文化视角去重新审视和制定法则的领域与空间。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现代技术及其应用带来的诸般价值难题，通过积极的价值立法以避免机器控制世界的技术冒险。

2.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是在哲学层面上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探究，具有规范性和实践性。其核心主题包括政治制度的根本准则或理想标准，财产、权力、权利与自由如何分配等。尽管东西方都具有丰富的政治哲学传统，但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罗尔斯《正义论》发表才带来了规范性政治哲学在西方的复兴，形成了错综复杂、蔚为大观的政治哲学思想景观。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以及当代左派等各种思潮则层出不穷，凸显了多元文化政治哲学。

国内政治哲学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而起步，21世纪以来开始兴盛，逐渐成为热点，经历了从译介、述评到理论主体自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文本得到全面译介和深入的研究。从柏拉图、黑格尔到罗尔斯、施特劳斯、吉登斯、哈贝马斯、阿伦特，各种流派、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人物的经典著作，均被译介，他们各自理论之间的异同与纷争也得到了精细的梳理、研究与把握。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强势崛起。学者们自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向度以及可能性的建构，围绕事实与价值、理想性与现实性、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等，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性质与特征；通过马克思主义与正义的关系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平等观、自由观、公正观、民主观的阐释，现代性、公共性以及公平与效率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回应了政治实践中的重大现实关切。最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新的语境下被加以理论透视和现代阐释，特别是在与西方哲学思想的比照中日益开显其当代价值。此外，从一般性视角对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方法论予以澄清和反思，也取得了进展。

无论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还是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背后都能发现鲜明的实践逻辑，以及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诉求。面对当代实践和世界文明的裂变，政治哲学任重道远。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本身并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被不断建构的。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在这一传统中，人的解放首要的取决于制度革命，制度革命其实包含着价值观的变革。所以，在当代理论和实践背景下讨论人的解放，不能离开对正义、自由、平等、尊严等规范性价值的不断阐明。第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背景下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旨趣。这一旨趣不仅需要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性质、内涵和体系，更需要关注和探究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的问题、矛盾与经验，探索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可能性，实现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度和广度相对应的理论建构。第三，当代世界范围内人类政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需要创新性研究。中国学界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基本框架，综合各种思想资源，真正面对全球治理和人类政治实践中的诸般挑战，对诸如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环境政治、全球正义、国际秩序、世界和平等重大实践问题，做出时代性回答，探究好的世界何以可能。

3.认知哲学

认知哲学是在关于认知的各种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反思认知本质的哲学学科。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关于认知的思辨传统，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具有跨学科性质的认知科学的诞生，认知哲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才真正确立起来，并以认知科学哲学为主要形态，涉及心理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心灵哲学、认知逻辑哲学和认知语言哲学等。它不仅处理认知科学领域内带有哲学性质的问题，包括心理表征、心理计算、意识、行动、感知等，同时也处理认知科学本身的哲学问题，对认知神经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研究中的方法、前提、范式进行哲学反思。随着认知诸科学，如计算机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人类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发展，认知哲学的研究在西方学界不断推进。从图灵到西蒙、从普特南到福多，从德雷福斯到塞尔等，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提出了他们自己各不相同的认知理论，共同推动了认知科学的范式转变。在认知本质问题上，当代认知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先后提出了表征—计算主义、联结主义、“4E+S”认知等多种理论，不仅深化了对认知的哲学理解，也为认知科学发展清理障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国内的认知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从与认知相关的具体学科的哲学问题的译介和评述开始，如对心灵哲学中关于认知哲学问题的译介，对人工智能相关哲学问题的评述，对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相关哲学问题的研究等，逐步过渡到统一的以认知科学为基础的关于认知本质的深入探讨。21世纪以来，认知哲学成为我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领域，国内学者与国际学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高度的合作，研究内容也逐渐与国际同步。

认知哲学与认知科学的内在关系，以及其学科交叉性，决定了认知哲学依然是一个全新的学科领域，保持着充分的开放性和成长性。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认知诸科学的发展和突破，研究领域中新问题、新现象的不断涌现，认知哲学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首先，认知哲学对已经拉开序幕的诸多认知科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要进行深入探索，包括心智双系统加工理论、知觉—认知—行动模型、自由意志的机制、道德决策、原初意向性的涌现机制等。其次，认知哲学会继续对认知科学本身的哲学前沿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包括心理因果的本质、意识的还原策略、具身性的限度、智能机器伦理、情境要素的作用、实验哲学方法等，以期在认知科学新进展的基础上取得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突破。最后，认知哲学必然要与其他研究人的活动的学科进行交叉。由于认知在人的活动中的基础性，关于认知本身的认识必然会为与人的活动相关的一切问题研究提供基础。因此，认知哲学不仅本身是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也应该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将其研究成果运用于诸学科领域中的相关问题的探讨。在哲学内部，认知哲学也必然会与其他领域哲学相结合，将其研究成果应用到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美学诸领域。通过这种交叉、运用和结合，不仅相关学科和问题研究会得到推进，同时认知哲学自身也会获得新的发展。

4.古典哲学

古典哲学，是指东西传统哲学中的典型形态。西方古典哲学通常是指古希腊哲学和建立在古希腊哲学传统之上的中世纪哲学，以及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无论是作为西方哲学源头的古希腊哲学，还是德国古典哲学，西方学界对它的各方面研究都相对比较成熟，十分注重文本和历史传承，讲究以原文为基础，在历史语境中专题化讨论问题。近年来一系列草纸卷轴的发现及文本的重新编译推动着古希腊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学者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理解古希腊哲学，或是采用分析的方法加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既达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最高峰，亦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20世纪德国现象学，法国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潮流皆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汲取了理论资源。特别是二战之后至今，通过与当代各种哲学思潮的互动、融合，参与当代问题的讨论，德国古典哲学的诸多理论话题、视阈和思想资源得到挖掘和彰显，其自身形象也得到了重塑。如现象学从自我意识、辩证法、社会正义等不同维度推动对古典哲学误解的消除工作，促成了对古典哲学大范围的科学研究、文本研究、问题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阐释黑格尔总体性，到探究否定辩证法，再到发展黑格尔承认理论，深刻继承并发挥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内核。在分析哲学潮流下，诸多学者开始用现代逻辑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文本解读；采用实在论或实用主义进路，讨论德国观念论的现实性或现代性。此外，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也不乏与古代哲学的积极对话。在国内学界，古希腊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由于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密切关系，受到瞩目和重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古典哲学家的著作翻译工作得到了加强，出版了不同形式的全集或选集。研究的领域、主题和视阈得到扩展，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哲学，康德的理论哲学、美学与目的论、实践哲学、宗教哲学、人类学，黑格尔的辩证法、法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等。

中国古典哲学，包括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是中国人对宇宙人生、家国天下的普遍性思考，具有自身独特的问题意识、研究方式、理论形态，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世界。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哲学学术思想得到重新建构，逐渐形成分别基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不同的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范式，表现为多元一体的研究态势。其中胡适、冯友兰等借鉴西方哲学传统，确立中国哲学学科范式。以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冯契为代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研究学派。从熊十力、梁漱溟到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力图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实现理论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者们结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积极挖掘和深度阐释和谐理念、大同理想、生态意识、道德修养等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资源及其当代价值，并在推动儒学、国学文化热潮中，努力参与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崭新阶段，面对变化着的世界中的矛盾和冲突，中国古典哲学研究无疑具有新的语境，有着新的使命。一方面，要彰显中国古典哲学自身的主体性。扬弃简单移植西方哲学基本问题预设与义理体系的研究范式，对中国古典哲学自身基本问题与义理体系进行反思性探索和总体性自觉建构，从而理解中国古典哲学的本真，挖掘和阐发其优秀传统，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回到当代生活世界，推动中国古典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当代人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切入点，回溯和重释中国古典哲学，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古典和当代）哲学的深入对话，实现理论视阈的交融、理论内容的创新，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从而激活中国古典哲学的生命力，实现其内源性发展。

价值哲学、政治哲学、认知哲学、古典哲学，虽然是四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与方向，然而它们又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政治哲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包括政治价值、政治制度的准则、政治理想，都属于价值问题，因而价值哲学无疑为政治哲学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认知哲学属于交叉学科，着力研究认知的本质。无论是价值活动，还是政治活动，都不能离开认知，因而价值哲学和政治哲学并不能离开认知哲学，反之亦然。古典哲学作为一种传统，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为思想研究所割裂的。无论是当代问题的解答，还是新的哲学思潮和流派的发展，往往都需要通过向古典哲学的回溯而获得思想资源和理论生长点，古典哲学也通过与新的哲学领域和方向的结合获得新的生命力。总之，为时代和实践所凸显的价值哲学、政治哲学、认知哲学、古典哲学，正是在相互联系、相互交融中，回应变化着的世界，解答时代课题，从而实现哲学的当代发展。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07日 15版）